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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020-07-12攸关几十万人流离失所的生命,我一定要去为他们做些什幺……

    攸关几十万人流离失所的生命,我一定要去为他们做些什幺……

    回想起来,在担任光启社社长任内,发生过最棒的事情,莫过于拍摄「杀戮战场的边缘」这部纪录片,我们以此荣获两座金马奖以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。

    多年来,光启社早已製作过无数社教节目,但是这些节目并不一定是协助世界去解决最迫切需要关切的问题。

    有次到泰国开会,我偶然发现柬埔寨难民的问题非常严重,激起我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决心。

    我内心很清楚,这跟製作英语教学节目没办法相比,更不是可有可无的决定,因为这攸关几十万人流离失所的生命,一定要去为他们做些什幺。

    众所周知,柬埔寨曾在波布(Pol Pot, 1928~1998)疯狂极权下民不聊生,越南也曾发动攻击,企图推翻波布政权。在这种内外交相动荡下,很多老百姓逃难至泰柬边界,人数曾达近七十万之多。

    可是没有联合国或红十字会协助,泰国不让他们入境,这群人便成无家可归的难民。从一九七九年一月到当年九月,无数老百姓在无人闻问的山上饿死或病死,景况非常悽惨。

    后来联合国终于发现这群难民的处境,国际组织开始介入协助,那时我刚好在泰国开会,决定前往难民营看看能够怎幺协助他们。

    我带着吉他进入难民营,发现这些可怜的人们,整整四年没有听过任何音乐,因为独裁政权不准他们唱歌。

    那些华人难民跟我诉说,在恐怖的独裁当中,眼见亲友被杀、甚至被吃的悲惨故事,我简直没法想像这样的事会是真的。

    后来我观察到,在极权政府洗脑下,人活着往往无法自主,这样的领悟太让人痛心,更加深我想要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想法。

    ***

    1985年,在我们进行拍摄前后都遇到诸多困难,但我们知道就是要抱着愚人精神,知其不可而为之。

    摄製小组才刚出发到香港,等待与拍摄器材会合,打开报纸便发现想拍摄的难民营,由于集结了不少游击队,前一晚竟被越南轰炸了。而柬埔寨国内也分有赤柬等三股不同的政治势力互相较劲,使得拍摄作业困难重重。

    当时不但是光启社,甚至整个台湾都缺乏到海外拍摄纪录片的经验,不过导演李道明刚从国外留学回来,对于这样的计画很有兴趣,也找到遇事极冷静的摄影陈松茂,以及助理张哲超,于是我们组成了拍摄团队,藉由当地耶稣会的协助,準备投入摄製。

    我们有时跟几个神父挤在难民营的帐篷过夜,有时跟几百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在孤儿院里凑合度日,虽然环境比较克难,但我们都知道自己在做很有意义的事。

    光是第一次拍摄,我们就花费七个礼拜时间,每天深入泰柬边界,发掘难民营的故事,也捕捉到柬埔寨流亡国王施亚努(Norodom Sihanouk, 1922~2012)访谈的画面,十分难能可贵。

    第二次拍摄时,我们甚至每日都遇到越南轰炸。每当有难民营被炸毁,难民便迁居到其他地方重起炉灶,生活的艰困,幸福的我们实在难以想像。

    我记得有好几次,摄影团队一边拍摄,我一边从边界搭着长途巴士颠簸到曼谷跟耶稣会借钱,再赶到柯达公司购买片材。边界山区的气候极为潮湿,好不容易片子拍好了,还得费尽心思保护。难民营里仅有的几台冰箱,全都塞满了我们的底片,深怕还没沖洗就已损坏。

    在这样的环境下,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故事在上演。可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,却往往是一些烙印在我心底深处的小细节。

    我永远都忘不了,简陋的难民孤儿院里有个两、三岁的小女孩,她的身体瘦得像牙籤,小脑袋瓜却相对显得很大。

    她独自坐在那里,好像正生着闷气。修士们都要我别碰她,可是我忍不住把她抱在怀里安慰她,小女孩伸出双手抓着我的脖子不放,紧紧抱住了我。我们就这样一起静静地过了半小时,当我们必须分开时,小女孩惊天动地哭了起来,让我心里非常不捨。

    我想,这小女孩最后大概没能存活下来,很遗憾,我们没能为她多做一些什幺。像是这样的人间惨剧,只要经历过一次,就会永远改变你的生命。

    【书籍资讯】
    摘自《我的一生很平凡,只有爱而已:丁松筠神父的生命之旅》

    攸关几十万人流离失所的生命,我一定要去为他们做些什幺……
    数位编辑整理:陈怡琳,朱玉莹
    Photo:光启社提供